个人简介：司徒亮，妇产科专家。广东开平人。年毕业于协和医学院，获医学博士学位。年赴美国留学。年回国。后历任上海医学院副教授，上海第一医学院教授、医院副院长，重庆医学院教授、医院副院长，民盟第五届中央委员。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年首先在我国建立妊娠合并心脏病专科门诊及病床。对治疗女性生殖器结核及尿瘘修补术等方面有较深研究。撰有《女性生殖器结核》等论文。合编有《实用妇产科学》。
司徒亮教授是位朴素和谦虚的人，个子不高，待人十分真诚。他家中的摆设比较简单，显眼一点的东西就是一架钢琴，因为司徒夫人年轻时爱弹钢琴。
司徒亮教授
大学三年级时宣布了我们班将来被培养为外科或妇产科专业医生，当时班上的女同学少，所以要动员班上一部分男同学从事妇产科专业，这可是一件伤脑筋的事。当时开会的地点就在生理学教室内，来作动员工作的就是司徒医生和李其学医生，两位都是男医生。司徒医生的秃顶，大脑门和一双睿智的眼睛吸引了大家，司徒医生以朴实无华而又十分肯定的语气讲了对妇产科医生的要求：“妇产科医生首先必须有很扎实的内科基础，同时还应该有熟练的外科技巧，还要有很良好的儿科知识”。这段话有很深的内涵，我记了一辈子，也因此走上了妇产科医生的道路。我也拿这段话去教育我的学生。
司徒医生是主要的妇产科授课教授，他讲解的逻辑性很强，一句扣着一句，没有什么废话。他既没有惊人的言词，也没有引人入胜的动作，更不用说插科打诨了，听起来似乎是枯燥，但是集中注意力听课的人都被吸引住了，所以，他的课堂效率很高。年，医院做实习医生时，司徒医生的一次总查房给了我十分深刻的印象。一位正处于生育年龄的经产妇女，有一个多月的不规则阴道流血，住院后作了两次诊断性刮宫都刮不出什么组织来，胸部摄片也没有发现什么病灶，但是尿蟾蜍试验5次中有2次阳性。这是一个棘手的病例，所以拿到总查房上来解决。医生报告了病史后，司徒医生查了病人，子宫大小正常，两侧附件部位没有异常。医生们各种意见都有，也提出了各种诊治方案，但是似乎都没有什么说服力。于是司徒医生慢慢分析：患者没有停经史，又没有急性腹痛史，尿蟾蜍试验5次中有2次阳性，当时并不是蟾蜍的动情期，2次阳性绝不是偶然现象，这总是和妊娠有关的疾病。两次刮宫都没有组织刮出来，不会是流产，而流血依然。如果是宫外孕，盆腔检查都没有什么发现，也很难以此解释。司徒医生认为应该考虑绒毛膜上皮癌(现名绒毛膜癌)，应该即行剖宫探查。这似乎出乎人们的意料，但却完全符合逻辑。最后病理报告果然证实是绒毛膜上皮癌。在上世纪的50年代，没有B超，没有HCG测定，就凭病史和如今看来是比较简单的检查而得到如此准确的诊断，而且果断地提出处理方案。所有参加讨论的人，无不佩服司徒医生的逻辑分析能力。
他来到重庆后，只要有空，总是坚持每周一次查房。记得总查房时，气氛总是十分热烈，大家发言是比较自由的，而且争论很激烈，常常是毕医生(副主任，当时是副教授)和凌医生(当时是讲师)两位的意见相持不下，这时，司徒医生会用手指轻轻地敲敲桌面，然后轻声地问：“今天是谁主持查房啊？”大家都知道，今天是司徒医生查房，于是都不响了，静听司徒医生的发言。当然，也不可能每一次查房的诊断都是对的，偶然也有错误的时候，在下一次查房时，司徒医生就要总结，为什么会发生误诊，错在哪里。因为我们去重庆时还是解放后不久，农民的生活有了些改善，大山里的老百姓也有机会从山坳坳里走出来看病，有一次来了一位六十多岁的老大娘，挺了个大肚子来就诊(囊肿太大，长了几十年，老大娘走路都困难，要挺起肚子走才能保持平衡)，检查时发现是个巨大囊性块物，比足月妊娠的子宫还大了很多，但奇怪的是扪不到子宫颈，术前诊断是巨大卵巢囊肿。手术是司徒医生带了伯宁做的，进腹以后才发现这是一个巨大的子宫肌瘤囊性变，因为囊肿太大，向腹腔里生长，有四十斤重，所以把子宫吊上去了，因此术前扪不到宫颈。术后，司徒医生还在第二次总查房时作了分析。年后，我带了学生在城里金医院见习和实习，也诊断过一位曾被别的医生怀疑为双侧性卵巢肿瘤合并早期妊娠的，实际上是一个双侧性子宫宽韧带肌瘤囊性变合并早期妊娠的患者，在术前我就作出了正确的诊断，靠的就是摸不到子宫颈，换句话是在司徒医生总查房时得到启发的。
司徒医生十分重视询问病史，而且有的时候，他会自己去采集病史，年医院见习和实习时，我是教师祖的组长，每次司徒医生来查房，我们总先安排好教学查房的内容，有一次，另外一位老师选了一位认为是葡萄胎的患者作为查房对象，司徒医生详细地询问病史，又仔细查了病员，并作了认真讨论，他向病员问出了被医生漏问了曾有过一次剧烈的腹痛、曾经有里急后重成感的病史，病员同时有少量的不规则阴道流血，是一个成旧性宫外孕，他分析了发生误诊的原因，以后的剖腹探查也证实这是一个陈旧性宫外孕。当时我是老师组的组长，真感到十分惭愧，因为我事先没有问过病史，也没有查过病员，就根据组员说的话就相信了。从这次教训中我认识到祗要是经过自己手的病员必须仔细讯问病史，看过和检查过病员才能下结论，不能人云亦云。司徒医生遇到病员自己问，自己查这种优良作风是我们最好的榜样。
毕业后的最初几年中，我的工作经验不多，也曾受过司徒医生的批评。有一次，一位住院医生在作剖宫产时用下段横切口法。但胎头是枕后位，已经深深地陷入骨盆，怎么也挖不出来。他急忙让工人通知我到手术室，我立即戴上干手套上台，发现胎头与骨盆嵌得很紧，怎么也取不出来，眼下又没有人能从阴道托胎儿头顶。万般无奈之下，只有做个倒T字形切口，然后伸手进宫腔抓住胎儿的脚取出了胎儿。所幸胎儿仅仅是轻度窒息，抢救之后恢复正常。切口也并没有撕裂，只是缝到T字切口垂直部和横切口的汇合点总感觉有点别扭，线头也多，就怕愈合不良，留下后患。果然总查房时讨论了这个病员，司徒医生问我：“戴医生，你怎么选择了做个倒T字型切口？”我说：“实在找不到助手从阴道里托头，急得只有做倒T字形切口了。”司徒医生又问了：“你知道这种术式有什么不好的后果吗？”我说：“将来再次妊娠时，倒T字形切口的顶端是个薄弱点，容易破裂。”司徒医生说：“对了，倒T字形切口不是一个好的术式，一个医生的脑子中应该常备几套方法，不能只有一种方法，戴医生，你回去翻一翻威廉斯产科学，这上面有用产钳的方法，你好好看一看。”我回去一翻威廉斯产科学，这才知道在剖宫产时有用产钳经腹部取枕后位胎头的方法，他帮助我掌握了一种新方法。后来，我还把它用到剖宫产术中取高浮的胎头。司徒医生的批评不是严厉的呵斥，而是讲道理，指点你应该怎么做，这种批评的威力更大，使我懂得了很多问题。司徒医生希望他的学生进步，用的是诱导的方法，效果就是不同。
我们这批上海来的医务人员刚到重庆，对重庆市区和周围农村老百姓的生活习惯、经济收入和卫生状况都不了解，加上年开始的大跃进和随之而来的浮夸风也冲击了重庆地区的社会各阶层和生活的各个方面。医院为完成卫生局制定的各项规定的指标，祗收些一般的感冒发烧或单纯阑尾炎等轻病员，我们重医仍是按上医院推过来的恶性肿瘤、中风、心衰等重病员都收下来。妇产科也一样，收了不少重病人，而医生又要大炼钢铁，下乡巡回医疗，工作量大而且沉重，医院里不幸连续发生几起医疗事故，其中妇产科也有份，而且有一起完全是严重的责任性医疗事故，医学院的党委书记孟德泽同志在学校的大会上点名批评司徒医生，因为司徒医生既是一附院的副院长又是妇产科主任。我们妇产科的医生都感到压力很大，当然，司徒医生的压力更大，不过他本着他固有的沉着和冷静，认真地并且实事求是地对科里发生的医疗事故一件一件地讨论。他从不大声诃斥任何人，而是具体帮助犯了错误的同志。他对大家说：“要负责任的首先是我，因为我是科主任嘛！我们从中汲取教训，不要重犯！”就是这样，在司徒医生的领导下，逐渐度过了这个难关，在此之后，我们抢救了不少重症患者。有一次来了位妊娠已近足月，但十分消瘦的重度贫血的孕妇，人不能卧平，下肢明显浮肿，红细胞计数，0.7×/L，血红蛋白仅20g/L，心律非常快，大家都心中有数，这是由于农村中的饥饿造成的，请内科会诊认为有贫血性心脏病，用小剂量毛地黄纠正心衰，但是还是发生毛地黄中毒，病员不幸死了。不久，又来了一位几乎是完全一样的严重贫血的近足月的孕妇，骨瘦如柴，下肢和外阴部水肿得厉害，皮肤都透亮了，睡不平，心率快，喘气，也有心力衰竭。这次不会再用毛地黄了，司徒医生带领我们和内科医生一同讨论，一致同意用换血的方法来抢救这位濒临死亡的孕妇，在作了充分的准备后，由两组医生在同一时间内，一组慢慢地抽出红细胞极少血红蛋白水平很低的血液ml，另一组则慢慢地输入ml红细胞正常、血红蛋白水平正常的新鲜血液，患者安然地度过了第一天，第二和第三天又做了两次换血，患者的情况明显好转，护士们也是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尽量提供一些富有营养的食品，患者极度浮肿的外阴也在严格的消毒下用细针多点轻轻穿刺放液而萎缩了，患者终于分娩出一个不到四斤的死婴，患者终于存活，外阴也没有损伤。司徒医生坚持每周一次的查房，专门讨论疑难病例，研究对患者的诊断和处理。只要有空，他还参加手术，作主刀或者辅导年轻的医生做手术，到了61年和62年妇产科不但没有发生医疗事故，医院里最好的科室之一。
大跃进及以后的几年中，出现了许多“新生事物”，且不说亩产万斤，医学界也有许多新花样，什么慢病快治，鸡血疗法等等不一而足，不过要看你是不是耐得住寂寞。当时四川的妇产科学界，也不乏一些“创造发明”，医院介绍剖宫产T字形切口，医院的院长和某军大的医生来我院介绍快速的子宫脱垂的子宫切除及阴道前后壁的修补术，司徒医生在重庆妇产科学界是威望最高的人，可是他只作壁上观，决不轻易表态。这绝不是故作姿态，而是这些方法有不少缺陷，技术上不成熟，例如手术粗糙，出血多，或者可能隐藏着某些危险，如损伤输尿管。最显著的一次是推广子宫旁组织注射酒精治疗子宫脱垂。市卫生局要我们派人参加下乡治疗，医院很积极，可司徒医生托词妇产科因为教学、医疗工作十分紧张派不出人为由而不参加这个活动，他觉得这个做法很不妥，极有可能伤及周围软组织，很难说不会累及输尿管。后来，事实证明了他的疑虑确实是有道理的。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学校接受了一批部队学员的教学任务，我受医院(重医二附院的教学基地)检查教学基地的工作，我们二院派去的吴凌阁医生要我检查一名膀胱阴道瘘的患者并帮助她们做手术。我仔细地问了病史，病员已经六十多岁了，是公社党委书记的爱人，十多年前因患子宫脱垂带头接受宫颈旁酒精注射治疗，注射酒精时，痛得不得了，子宫是缩上去了，但是一年多子宫又掉下来了，并且还会流水，但是她同时又能解小便，每四、五个小时能解一次，因此我怀疑是个输尿管阴道瘘。在消毒后，我用一支刮宫用的子宫探针从瘘管中插入，探了10cm以上还没有到底，而且向膀胱内注射美兰，瘘孔里也没见蓝色液体外溢，我想这肯定是输尿管了，于是再从瘘孔里放置了一根导管，注射了造影剂，X光摄片证实了这是一支很长的右拇指般粗的管道，不过造影剂量不足，还显示不出肾盂，这肯定是过去的酒精注射造成了输尿管周围组织瘢痕化而发生输尿管狭窄，上段扩张，而注射点局部又有坏死而发生漏尿。我转告了家属，把她送到重医去治疗，不久后传来消息证实该患者有双侧输尿管狭窄和积水，并由尿毒症，以后又听说四个月后，病逝在重一附院。注射酒精后发生输尿管并发症的决不止这一例，这不过是我所见到的一例。这件事证实了司徒医生的疑虑，虽然是迟到了的证实，但仍然表明了那个大跃进的年代，把主观愿望夸张到无限的程度，“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没有事实的根据，没有科学的验证，在医生自己的手里，可以造成种种冤案。司徒医生决不盲从，对有些非理性的决定，没有办法反对，就不参加，这样的人在那个时代是很少的。我深深佩服他的为人.也希望今后再也不要发生这种事情。
解放初期结核病很多，因此生殖道结核也多。司徒医生到重庆后，继续他在上海的关于生殖道结核的研究。那时候，司徒医生看门诊，我们低年医生当助手，做些记录，开化验单。因为生殖道结核患者不育，而重庆的不育患者很多，患者做了子宫输卵管碘油造影，表现很独特，我和伯宁商量以输卵管碘油造影为题研究不孕不育，于是我们选了七十余例经诊断性刮宫在病理上确诊为子宫内膜结核的患者做造影术，其它还做了两百多例非结核患者的碘油造影。经过一年多努力，终于完成了这项工作，写了两篇论文，请司徒医生前后改了六次，毕医生也改了一次。当时伯宁和我想在作者栏中署上司徒医生的名字，司徒医生坚决不同意。最后这篇文章在年召开的全国第一届妇产科会议的大会上宣读，那次大会宣读的文章祗有10篇。我们觉得十分光荣。以后这篇文章刊登在年的中华妇产科杂志上。如果不是司徒医生的关心、指导，我们是难以作出这样的成绩的。
司徒医生最喜欢打桥牌，医院里也有一群爱好打桥牌的医生：左景鉴院长、邱鸿鑫医生、蒋慧钧医生、陈汝棨医生、何士元医生等。伯宁和我也喜欢打桥牌，不过水平比较低。那时候，在袁家岗周围，除了工厂、农田外没有什么娱乐场所，要看电影，最近的也要走四、五里路，所以打桥牌是我们主要的娱乐方式。那时，一有空，伯宁和我就到司徒医生家去打桥牌，司徒医生打桥牌很认真，他和左景鉴院长一组，都是高手，我和伯宁一组，水平差，有时打不到定约数，该叫成局的没有叫成，有时一手好牌，却打不成大满贯甚至小满贯，但是司徒医生很耐心，每一次我们选错王牌，叫错牌，出错牌，打完后，他要我们把牌摊开，他仔细分析给我们听，错在什么地方。左院长则笑着看我们，有时也插一、两句嘴，作些补充。桥牌是一种十分有趣的智力游戏，要计算、分析，并且要运用各种技巧，并且还要有些冒险精神。司徒医生对桥牌的讲解、分析，伯宁和我称之为桥牌查房，桥牌游戏某种程度上和我们医生对疾病的诊断和处理有一定的相关性，因为它们都要理性的思考，还要用数学推理，对“可能或不可能”进行判断。重庆是长江上的三大火炉之一。夏天十分炎热，在房间里打桥牌太热，就搬到我们住的小山岗顶上挑灯夜战，那时就不讲究这么多礼数了，在医院贵为九五之尊的左院长，有时脱光了上衣，光了膀子打桥牌，司徒院长总要穿件汗衫。太热了，就在我们用草席自己编成的“露天浴室”中冲一冲凉，继续战斗，我的师兄卞度宏医生有时也来助兴。一年下来，我和伯宁的牌技在司徒医生和左院长的指导下提高很快，年，左、司徒、邱、蒋、何、陈以及伯宁和我组成了重医代表队参加由重庆市政协组织的重庆市大专院校的桥牌比赛，比赛确实是比赛，紧张也确实是紧张，不过是友谊第一，没有分什么名次，但是我们重医的成绩不错，不过，更重要地是借这个机会享受一下政协对高级知识分子的招待，在那个粮油十分匮乏的年代，对于这些饥肠辘辘的人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了。
司徒医生是十分同情穷人的。当时在四川，因为难产而造成的泌尿生殖瘘很多。这些患者又穷又瘦，严重的营养不良，来治病时往往缺钱少粮，司徒医生常常给这些人送点钱，送点粮票。濮护士长也做好事，发饭、发菜时对这些病人也多发一点。这种连自己都不一定吃饱而能帮助别人的人实在有一种极为优良的品质。可是在“文革”中，有些人竟怀疑司徒医生是伪善者，说他别有用心地把钱粮送给地、富、反、坏分子或是他们的子女，于是就派人去调查。结果证明这些人无一例外地全部都是贫下中农。
—年，四川省由于大跃进中的浮夸风，粮食十分匮乏，当时知识分子的遭遇是人所共知的。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的生活十分艰苦，我们年轻人还勉强扛得过去，但像司徒医生这样的老人就扛不动了。当时我们的一个教学点是位于重庆南医院，且不说从重庆到南岸的遥远，还要爬个陡坡，大概有四、五百个台阶，在当时无疑是攀登珠穆朗玛峰。司徒医生一步一步地慢慢走上去，终于晕倒在山坡上。原因十分简单：低血糖。后来，上级特批给他一斤糖，以供教学上坡之用。但是真正的灾难是在年。“文革”一开始，学校党委号召大家提意见，司徒医生是个十分诚实的人，他忘记了年的教训，写了一张32开的小字报贴在墙上，以十分委婉的口吻给当时医学院院长提了两条意见。想不到第二天这32开的小字报被移到一个十分显眼的位置，旁边贴了一张大字报，大字报的语气十分狠毒，还特别用红笔画了箭头指指司徒医生的小字报。想不到这张最恶毒的大字报的作者竟来自司徒医生和卞医生花了九牛二虎之力为照顾科内一位骨干护士的夫妻关系为由，从锦州调来的那个过去是他学生的医生。于是，四面八方大字报铺天盖地接踵而来，火力都集中在这张小字报。这样，司徒医生立即就成了阶下囚，他是医学院第一个被打倒的所谓的“当权派”，当时承受着极大的压力。不过绝大多数的职工是了解他的，当他在“牛鬼蛇神”的行列中走着时，群众都默默地以同情的眼光看着他。不久，重庆的武斗开始了，人们的视线转移了，司徒医生也自由些了。文革后期，我们又恢复了和司徒医生的交往，周末，又常常在司徒医生家里相聚，卞、吴两位也是座上客，只不过是不打桥牌了，而是聊天，当然小声地交换所听到的各种消息甚至传说。但总是压抑的，特别是当知道周总理病了，大家心情都十分沉重，只希望大树别倒。76年1月8日，总理逝世，噩耗传来，全民沉浸在悲恸之中，我和伯宁去看司徒医生。那天，司徒医生拿出一盒用红绸子包好的广东出产的用葵叶梗作成牙籤，向我和伯宁讲起了它的来历。一九六五年我国妇产科学界召开了第一届妇产科学术研讨会，在会议结束的一天，邓颖超同志接见参加会议的几位教授，有俞蔼峰医生、司徒医生等五位，司徒医生当然很高兴，进了中南海总理家中，邓颖超同志热情地接见了他们。不久，周总理兴致勃勃地从上海回来了，手里拎了一串螃蟹，他说各位来得正好，他刚从上海回来，上海的同志送了一些螃蟹，今天大家有口福，他请大家吃螃蟹，接着，他和邓颖超同志一同接待客人，当司徒医生介绍自己并说是广东人，周总理略微想了一下，就以探询的口气问起在天津南开有位名叫司徒的大夫也是广东人，恐怕是亲戚关系把，司徒医生说他正是我父亲。周总理笑了起来，司徒医生十分惊奇，他想这已经是四十年前的事情了，周总理怎么记得这样清楚。周总理接着解释说那时他正在南开读书，记得南开地方有位医生复姓司徒也是广东人，这样才连起来了。那天的晚餐十分简单，一大碗热腾腾的大白菜煮肉丝，再就是螃蟹，晚餐间，大家谈笑风生，一点也不拘束。饭后，周总理请大家打乒乓球。不久，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来请示工作。周总理和大家打了招呼先告辞了，邓颖超又和大家谈了一会，临别时，邓颖超特地拿出一盒广东出产的葵花梗牙籤送给司徒医生作纪念。回重庆后，司徒医生把受总理和邓颖超同志接见的事向党委作了汇报，领导嘱咐不要对外说这件事。司徒医生也出自不能以受总理接见来炫耀自己的想法，从来未向外人说这件事。总理去世，人民群众的心情是极端的压抑，大家都把希望寄托在总理身上，总理的去世，大家的心情更加悲痛和沉重，司徒医生见到总理，已经过去十年了，总理的音容宛在。谈起这段往事，司徒医生和我们都流下了热泪，我们向司徒医生要了几支广东的葵花梗牙籤珍藏了起来。有一次，伯宁和我给司徒医生讲了伯宁母亲曾经讲过的故事，叫做“皇帝头上长个角”，大意是：从前有一个皇帝头上长个角，因为通常用头发遮住了这个角,所以除了皇后以外没有人知道。但是皇帝的头发长了总要找理发师理发的，皇帝不愿意让别人知道他头上长个角，所以每次为他理发的理发师都被杀了，但是老杀人也不是办法，后来他反复警告为他理发的理发师，不能把长角的事告诉别人，理发师当然不敢说。不过时间一久，理发师觉得实在憋得太难受了，就跑到森林深处的一片竹林里，大叫几声：“皇帝头上长个角”。这样发泄了之后，理发师的内心才平静了下来。几年以后，有人进山砍竹子，把竹子做成了笛子。说来也怪，一吹笛子，笛子里出来的声音就是“皇帝头上长个角”。于是，皇帝头上长角的事就传开了。这个故事告诉人们：凡是确有的事是瞒不住人的。这个故事太好了，在那十年浩劫中，它预示黑暗总会过去。当“四人帮”垮台的消息传来，人们奔走相告，我们一到司徒医生家中，司徒医生和我们不约而同地相互击掌，同声说：“皇帝头上长个角”。很快，医院的领导了，对当初那些攻击他、连篇累牍写他大字报的事和人，他好像都忘了。特别是对待那个文革一开始就恶毒攻击他的学生，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一样。他是那样的宽容，他有无比宽阔的胸怀。真真是〝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在打倒四人帮，八十年代初期，各方面都出现了一些新气象，但是并不是都尽如人意的。有一次在司徒医生家里司徒医生同我谈起了一个科研项目审定的事，这个项目自我评定讲得很好，司徒医生很客观地谈了其中存在的问题，当时在场的领导就以带有申斥的语调批评司徒医生，使得其他的与会者噤若寒蝉，不敢多说话了。司徒医生十分疑惑，怎么还是这样的自我吹嘘，还是一言堂呢？
司徒医生又是个十分通达的人，富有同情心，讲理是他最大的特点。年伯宁的类风湿病得发作十分厉害，血白细胞又是低到1.1×/L，一直卧床不起，长期生病不能工作，医院。重庆的气候是如此潮湿，看来这病痛在重庆是难以缓解了。她心中十分着急，尽管舍不得离开这些好老师，好朋友，但她决心要易地治疗。她告诉了司徒医生，司徒医生是很喜爱这个学生的，对她也寄予期望。虽然伯宁当时是科的副主任，可是为了伯宁的将来着想，司徒医生同情并支持她的请求。要知道我们都是为创建重庆医学院志愿从上海而来重庆的，总数四百多人，除了“文革”前因各种原因调走几个人外，后来都没有动过，加上“文革”时期的人事完全冻结，因此伯宁的调动绝非易事。司徒医生不但支持伯宁的调动，他还替伯宁与山东医学院和苏应宽教授联系，山东医学院一口答应了。校党委书记孟德泽同志知道伯宁因病要求调动的事，到我们家中来看过。他曾问司徒医生说您这样努力培养她，为何又同意放她走呢？司徒医生回答说：“国家培养出一个人不容易，给她换个地方，病好了，还不是一样可以为人民服务吗？”听了这话后，孟书记沉默了一下，微微点了头走了，伯宁调动之事折腾了五年，直到“四人帮”倒台前夕，经过大内科的六位正副主任、工宣队、军宣队和革委会的一致同意，学校才决定放走伯宁。伯宁为了找单位，又忙了一年，终于调动成功。我记得司徒医生和司徒夫人在清晨送伯宁到学校边大门时，大家都很难过，挥泪告别。我则在重庆又工作了五年，每逢星期六或星期天，我总还去看他老人家。到后来担任行政工作后，去得少了些，但还是抽时间去看望这位可敬的老人。
我51岁那年也调回上海。从25岁起到51岁和司徒医生相处了26年，这是一个人生命的三分之一。我们这些学生太了解司徒医生了，特别这26年，大悲大喜，起伏跌宕，都走过来了。如果要仔细写司徒医生，真是还有很多很多的话。回上海后，只要有机会去重庆，总是要去探望这对可敬的夫妇。见面时，他会抓住你的手，轻轻地抚摸，又轻轻的拍打，就像我还是个小孩。是的，可能在他的眼里，我还永远是当年那个毛头小伙子。不幸的是，年，由于误诊，他经历了一场并不需要的肺部手术，以至于大病一场。如果不是卞度宏医生那样悉心照料，他在重医的几个学生的轮班彻夜守护，其后果是可想而知的。他在死亡线上挣扎了几乎半年，终于奇迹般地重生了。他的思维仍然那么清晰，可是由于气管切口久不愈合而留下的小孔，说话已经十分困难。九十年代在见到他时，司徒医生老了许多，但他大大的眼睛望着你，静静地听你讲述上海医学院老师们的近况和其他新鲜事，在他脸上又露出那样纯真的笑容。
不幸终于来临，1年11月，司徒医生终因年迈、体弱，因肺部感染而去世，享年91岁。虽然他在离开这个世界时并没有说什么，但是他的为人、他的治学、他的宽容………，他留给我们的是太多太多了，伯宁和我生命中的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在重庆度过的，这是最宝贵的三分之一时间。在这段难以忘怀的岁月里所建立起来的师生感情是那样的深厚，我忘不了司徒医生、司徒夫人；我也忘不了重医的建设者和那正直无私、刚正不阿的钱惠院长，还有左景鉴、李宗明、刘约翰、王鸣歧、毕婵琴、凌罗达诸位教授以及最熟悉不过的大师兄卞度宏、吴味辛等等。在那样困难的年代里，步履维艰地建设起重庆医学院，他们为中国的医疗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如今在重庆(过去的川东，居民大约有6千万)，重医的学生已经成为当地的主要医疗技术骨干。司徒医生的功不可没，他的后半生已经无私地奉献给这贫瘠的大地，在我们的心中，他永远是一座丰碑。
司徒亮教授夫妇和他们的女儿及外孙女
左起为卞度宏、戴钟英、司徒亮、刘伯宁、吴味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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