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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不仅包含着观念的流动，也包含着观念的梗阻。当思考在一个充满张力和冲突的构造中嘎然而止，它就给予这个构造一次震惊，思想由此而结晶为单子。历史唯物主义者只有在作为单子的历史主体中把握这一主体。在这个结构中，他把历史事件的悬置视为一种拯救的标记。换句话说，它是为了被压迫的过去而战斗的一次革命机会。他审度着这个机会，以便把一个特别的时代从同质的历史进程中剥离出来，把一篇特别的作一生的著述中剥离出来。这种方法的结果是，他一生的著述在那一篇作品中既被保存下来又被勾除掉了，而在那个时代中，整个历史流程既被保存下来又被勾除掉了。那些被人历史地领悟了的瞬间是滋养思想的果实，它包含着时间，如同包含着一粒珍贵而无味的种子。”——本雅明

以下是一段假设的发生在两个处于隔离状态的政治哲学爱好者（Cogito和Sum）之间的一场论辩。讨论问题为：在新冠病毒传播出现失控趋势的情况下，悬置基本权利进行硬核防疫的必要性。Sum不反对硬核防疫，Cogito则对硬核防疫持一定的怀疑态度。

Cogito：我不得不说，以我的个人经历和思考来说，我认为目前的这种硬核防疫是十分危险的。

Sum：为什么这么说呢？在这样的对生命的威胁面前，政府采取措施来保护公民不是很自然的吗？

Cogito：好吧，那我说一下我的观点。首先，当我们在审视瘟疫下的生命时，必须悬置来自公共卫生或卫生统计学的分析角度，因为如果持续按照公共卫生视域的内在逻辑去进行探询，这将迫使我们把人之生命视为一种德勒兹所批判的「点」，而「点」本身意味着定位(localité)与不动(immobilité)。当主体的生命被化为"点"时，最终破茧而出的则是朴素效益主义的纯粹功利运算，而这正是我试图在此次论辩中要否定的生命观。

Sum：我赞同我们不应从公共卫生或卫生统计学的角度来进行讨论，因为这样的角度本身有统一的方法论，本质上会变成基于证据本身的讨论，对于我们这样的业外人士来说，这样的不会有太大意义毕竟我们两个谁也不是学这个的。我也赞同你所说的，这个讨论本身具有把人下降为物的倾向。不过我认为我们在讨论「硬核防疫」这个概念时，我们需要限定这个概念的意义与范围，毕竟这个词可能在不同语境中具有歧义。我觉得这个词可以定义为为了遏制新冠肺炎的继续传播而由主权者宣布进入紧急状态，通过对基本权利的悬置来防控疫情。

Cogito:对，我认为这个定义是适当的。那我继续说我的观点了。在紧急状态下的社会中(stateofnecessity)，主权者不论是以国家还是以普遍意志(generalwill)之名义做出决断都悬置了现代/西方意义下的宪政自由保障。这意思是说我在此所关心的不是权利层面上的缺乏或否定，亦不是尝试把"权利的肯定"连结到"肯认生命之必要条件"的论断中，我反而是希望理解紧急状态下本身否定生命之单义性意味着什么。

Sum：可是在这样的疫情中，确实为了保存生命，需要不得不悬置一些基本权利。那么你到底是如何诠释生命这一概念的呢？

Cogito：在此，我意图把生命诠释为「为了...而....」的个体化过程(l’individuationdelêtre)。此定义赋予了生命本当作为超越性的存有的本体或伦理意义，同时亦给予了生命时间作为绵延或强化的(intensive)双重维度。于是生命在这里形成了一股似乎永恒缺乏的虚无状态，但正因虚无化作为否定的产生，它反而以生命形而上式的未完成肯定了生命必然且必须不断向前的权力意志(willtopower)。

Sum：对啊，但是生命这样的超越性的意义，前提上是生命本身的存有啊。这不恰恰是肯定了紧急状态的必要性吗？

Cogito：如果我对「紧急状态」的理解并无「沟通有效」意义上的缺乏，那我寻思紧急状态正是一股"使生命可以赤裸地呈现于主权者之判决面前"的例外状态。在此，紧急状态特别为「nomos，秩序」和「anomie，混乱」进行一种重新占据的缝合(articulation)，就此主权者支配生命的权利透过「例外」此般事件(event)取得成功。于是解析紧急状态下的生命就格外重要了，我的理解是"这样的生命"具备著两个蕴涵，第一:生命被决断为裸命(Subarelife)，阿甘本(GiorgioAgamben)笔下那一具又一具可被杀死却不必负上法律责任---即遭受遗弃的身体；第二:裸命本身的前提条件如果又以普遍意志为其证成，那么裸命象征着社会对于恐惧死亡的"既生既活"，即被抽离各种formsoflife(生命面向如宗教的、家庭的等等脉络)的零度状态身体。拥有绝佳判断力的人们便能明瞭以上所述的「生命」是直接且完全否定我所赞颂的生命样态。

阿甘本《牲人：主权权力与赤裸生命》

Sum：我大概明白你的意思了。你的意思是说你认为这种出于对死亡状态本身的恐惧会否定你之前所说的生命的超越性，从而把人下降到物的地位。人在紧急状态中处于这样的“既生既活”的状态意味着他们在某种角度上来讲回到了自然状态。我可以这么理解吗？有一说一，我认识这个诠释同施米特的政治思想具有很大的相似性。

Cogito：是的，这就是我想表达的意思。紧急状态下的生命如同远古部落时期或马克萨斯群岛岛民的暴力观，一个对神祕的权力实体(machtsubstanz)曼纳(mana)的无止境争夺，意旨在获得/收纳曼纳的积累过程中驱逐死亡的潜在威胁。透过杀戮、限制、排纳裸命的政治筹划过程中（编者注：曼纳(Mana)美拉尼西亚宗教和波利尼西亚宗教的一种基本观念，指一种非人格的超自然的神秘力量或作用），古代曼纳的收集体现于建构现代非法战斗人员监狱、无国籍之集中营(camp)以及当前医院医院。

Sum：但是在疫情状态下通过紧急状态最大程度的保存生命确实有其必要性啊。你并没有直接面对这一点。

Cogito：生命的确诚可贵，但在此生命的规定性被迫定格为仅仅生存的生命，那其逻辑结果必然将会呈现纯粹健康价值(gesundheitswert)的生命，「为了...而....」的活动空间在主权者的决断面前闪电般地瞬间压缩成被绝对抽离的"纯健康"，"为了生命而生命"最终逐渐过渡成那定格、不变，即如"点"状的无目的之目的(zweckmaBikeitohnezweck)。

Sum：嗯，然后呢？

Cogito：诡吊的是，垄断死亡的杀人机器(killingmachine)是洛克(JohnLocke)眼中失去合法性的「主权」，但在紧急状态中权力对死亡的垄断却升华成一股庇护乃至培养生命(makinglife)的力量，可惜，生命在此仅为生命，套套逻辑的封闭原则重新得到霸权的地位，最后彻底否定了延异、生成、流变的强度。结论即，万物无流，万物常驻，至于这个驻，早已失去了那存有应当流动的偶然性美感。

Sum：我部分同意你所说的。在这样的紧急状态下保存下来的生命确实会损失一些超越性。可是你忽略了一点啊。就算不进行决断，这个疫情也在那里。不论你是否进行决断，病毒都在那里。

Cogito:这早已不是牺牲作为成本与效益作为結果的纯粹交换计算，另言之，而是彻底否定超越的任何本体、伦理或实践的意义，并不能单纯以「一些、某些、部分」等等量的规定性去看待，请原谅我以或此或彼(eitheror)的视角去审视。

Sum:确实，我这里的用词确实不当。可就算我们从你的论述出发，我们接受超越的生命需要直面死亡来体现其价值这一点。可是，如果不决断的话，这样的死亡的风险并不是被平均分配到每个公民头上的啊。我作为一个青年，进行自我隔离主要都不是为了保护我自己（毕竟我的风险相对较低），我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保护老人，免疫功能缺陷者以及其他在这场瘟疫面前十分脆弱的人。新冠病毒最特殊的地方就在于其传染性之强使得受到其影响的主权者不得不面对决断与不决断的二分法，并没有中间选项。如果不决断的话，相当于所有人都要去直接面对瘟疫本身。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些老人、免疫功能有缺陷以及有基础疾病的人将要面对真正的自然状态。这样的社会会陷入另一个意义上的丛林法则。

Cogito:有些时候，或是往往，决断並不是无法(unable)与可以(able)性质意义上的问题，它更可能在经验指涉的是愿意(willing)或不愿意(unwilling)的选择困境，所以在这两点差异尚未理清前，我不愿把决断作为一种类似于自然规律下的必然，我恐惧任何充足理由律的运用或证程将会进入到一种某事物是其所是且必须是其所是的机械论危机。如果试图从阿甘本对决断或随之而來的例外状态诠释为使一般意义下的nomos仍能在anomie持续运转的话，恐怕这才是对生命作为生成流变的否定。生命需要直视风险与死亡，或是直接投入与死亡作为潜在事实的斗争中，生命将成为流变之中的特异点，即身体的强度透过死亡处处皆在的状态下被界定出來。

Sum：但是这样的愿意和不愿意最后会体现在共同体到底如何决断这一点上。而且，在这种情况之下，不决断其在本质上也会成为一种决断，因为我们在事实上也会进入一种例外状态。只不过这个例外状态悬置的就不光是自由了，还包括我们对人的生命最基本的怜悯。就算我们接受你之前所说的一切，那么我们本质上是在两种自然状态中二选一。对我来说还是后者更容易接受，毕竟如果及时决断的话最起码人的生命还能够得到保存。在这两种决断之中，不决断的决断虽然在你的论述中由于保护了普遍的生命尊严而具有了某种普遍性，但是这样不决断的决断本质上无法被视为普遍意志，因为这样的意志无法包容人面对瘟疫风险不同这样的特殊性。

施米特《专政》

Cogito:不决断仍然是决断这点我是保持怀疑的，因为决断与例外状态必须透过排除---吸纳或涵纳式排除(inclusiveexclusion)去建构而成的。不决断意味着法秩序仍处於正常状态，它既不排除任何人，更不会在"排除"以后利用暴力进行着涵纳任何人的运动。当然，不以"泛心理学式形而上学"或反驳概念的逻辑运用，而是以自由作为保卫权利来看待的话，阿甘本本身也指出主权者利用创造虚拟空隙(fictitiouslacuna)来使主权者脱离于一般法秩序的束缚进而依赖例外去创造一個属于权力技术的空间時，这正是合理化国家暴力的本源。暴力的合理化反而不是建立在法的基础上，它是建构于无法区分(indistinguishable)的不清楚不分明的状态，这使「我们」面对主权作为对象时难以处理或反驳，因为对象是如此地捉摸不定。

Sum：我的意思不是形式逻辑的那种「不做决定也是一种决定」那种，因为从根本上来讲做决断是对不做决断的一种否定，两个完全不是一个层级的。就像施米特所说的，作为决断对应物的不决断的本质上是施米特意义上政治统一体的瓦解。我认为你选择的那种为了捍卫人之尊严而不进入紧急状态的决断本质上是做出了一堆决断的——为了防止生命被下降为裸命而做的决断。在这样的过程中看似没有人被直接排除，但是从客观上来说老人和面对疫情脆弱的人群确实为了实现这样一个使人继续保持人的状态这样的一个目的而被排除出去了。在这个意义上，面对疫情的不决断亦是一种决断。

Cogito:恐怕我们已经进入到拉克劳(ErnestoLaclau)视野下的霸权普遍性了(hegemonicuniversalality)，如果决断指涉着主权者对于「生命」的普遍庇护，那么正是主权者作为政府这个特殊的行动者成功地垄断及占据他者(如法秩序、生命的概念、何谓安全等等)之内容场域，可惜，这种伪装式、权力式且偶然的普遍性如此般地运用必然包含了例外，而我在这指出的例外正是生命作为超越存有对于生命仅仅为生命这个被主权者垄断之定义的例外，所以就此"普遍性"成为了一种指涉性的语言游戏的其中一个焦点。

Sum:确实，如果我们仔细来审视的话，产生两种决断的意志在具体的实践上没有一个能够达到普遍性的高度，无不体现着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所看到的那种市民社会中的利己心对现代政治的领域的渗透。由于决断本身需要国家和社会的相互融合作为其先决条件，因此决断这样的字眼本身就意味着产生这样决断的意志是断然无法达到普遍意志的高度的。在这样过程中，普遍性的成分并不包含对于特殊性的包容，而是一个全然同一的领域。这样的普遍性从根本上来说并不是普遍性，而是总体性。正如你以前跟我提到的对利维坦那幅画的诠释中所说的那样，人本身在利维坦的体系中并不在法秩序中，而是在利维坦的身体上。在决断的过程中，人的生命再度与主权者合二为一。因此，支撑主权者做出如此决断的人在本质上也像迈斯特所说的那样拥有了一部分神性。

Cogito：但是，您针对「不做决断实质是一个为保障生命之尊严的决断」我是不认同的。首先要再次申明的是我对于生命的诠释仅仅是一个强度的连续体或过程，它是一个形式化或功能性的描述，如同纯粹理性批判的先验主体一般。这个概念本身并不先验地蕴涵了尊严此一内容性质，而在此我不认为去建构任何人本主义“风格”会为我对于生命的想象带来任何创造性的突破，反之甚至将很有可能流于一种庸俗的情感式道德评价(或许这是赘词，因为道德本身即是情感)。再来，这是一项决断，根据基本的概念指涉而言，我完全同意，但这个决断本身是纯粹形式化、结构化或非质料式的决断。我根本的批判对象与其说是生命作为健康的保障，不如是在试图怀疑或动摇任何传统秩序观所预设的充足理由(sufficientreason)。另言之，秩序是某种绝对为真之前提的演绎推论结果---这结果如其所是且不能不如其所是。在这里所创造的是这么一个可能性，生命任何的实践活动场域只是一个永恒不能被确定的结构，在这解疆域却同时界定疆域的过程中，只是维根斯坦所谓建立严格指称的语言游戏。此场域的重新建构、垄断、失范、霸权化绝对不对应于任何实存物，它的运动本身即指向着人类想像力不断地突破与超越。

Sum：这里我的表述有问题，我的意思是不做决断的决断本质上是为了捍卫你所说的那种人的超越性。但是，我并不认为秩序永远是某种绝对为之前提的演绎推论结果。作为类的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无论如何一定是被中介着的，这一中介本身就为秩序中所需要的普遍性提供着支持。但是，这样的普遍性并不一定是绝对同一的，因为这一中介并不是演绎推论的结果。人与世界之间新的中介是需要人的具体的实践来带出来的。因此，这样的中介一定是具体的，也就不会是抽象的同一。抽象的演绎推论所带来的秩序最终不可避免会把我们带回现代政治在这样的瘟疫中所体现出的困境。

Cogito：依赖决断或例外状态本身去在普遍性面临暴死的前提下探讨生命之意义時，纵使生命作为生命这种套套逻辑式的命题乍看之下似乎将不会增进我们的知识，但实则这两同一的能指透过「作为」之间距(l′écart)形成的中项确实为生命(名词)---生命(动词)---生命(形容词)中间那些有待被发掘的或需要"去隐蔽化"的差异空间提供了运动的基础，但这不意味着透过对生命的差异性诠释是在己差异的或是存有是单义性地差异，因为这里的同一性基础仍然健在。在对于同为生命的意义下(X)探讨何为生命(X1、X2、X3...Xn)，德勒兹所言及是:分类法意义上的概念是无法达至內在的差异。可是在此，或许普遍性唯一的作用仅仅是纯粹形式上的或是容许外在差异得以可能的必要条件，同时分类法则似乎是我们永恒无法逃避的知性作用。

Sum：这是你自己同时阅读康德和后现代哲学所导致的精神分裂吗？（笑声）不过我还是认为人的实践是可以带出历史新的中介的，像这次瘟疫所暴露出来的现代政治危机就可以作为这种实践的契机。只要我们保持对另一种政治现代性的盼望，就会像马克思所说的那样：

“它们在自己无限宏伟的目标面前，再三往后退却，一直到形成无路可退的情况时为止，那时生活本身会大声喊道：HicRhodus，hicsalta！这里有玫瑰花，就在这里跳舞吧！”/

作者

冯璿伦、郑博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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